每年到高考的季节,有关教育体制的议题就纷纷成了热门话题,但许多社会上创业有成的人仕认为,东方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去学习成长,然而又有许多保守人仕认为,高考是唯一公平有效的人才筛选方式,可以跨越许多现实上的不平等条件。

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为考入名牌大学。

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但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自学能力也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兴趣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这样的人在日本并不主流,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

诺贝尔奖不一定代表所有人在人生中必定要得的一项奖 ,但是对一个非所谓学术顶尖学校出身的科学家,能得到这个奖,那真代表其所在的教育体制,是出了问题,而每年有多少过江之鲫为这套系统付出无谓的光阴!

东方教育达标效果高,但在社会实践低下 ,所有人都深受其苦,但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原因是什么?是为大型机器生产人肉高智机器零件吗?

上个学还非得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 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学业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压抑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能得到这样的成绩。」也就是说先读高年级的书,不断演练考题,在分数上与同年龄的孩子恶性竞争。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专业化了,就像培养奥运选手一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育现状与许多课外教育机构都是依样画葫芦,所以,社会发展情况也是不分轩轾,都会走上一样的命运。

好在近期中国的教育政策已经有所改良,譬如严打校外科目培训,文理不分科的基础学习等。不过,由于社会积弊成传统,各环节上各有不少利益团体把守阵地,一时之间要改变观念恐非易事。

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产生呢?主要是文明社会发展起步晚,为快速赶上老牌工业化国家,所以山寨方式是最快的,不用经过演进与实验论证。东亚国家在现代化教育体系就是山寨普鲁士的教育模式,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阴魂。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

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自动化生产体及中产阶级扩大,出现了所谓的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成了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所以新生一代都要走进这条生产线,没天分的只有死背,但往往难以融汇贯通。

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为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复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能精确的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

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成千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源。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法。

然而该体制阻碍了新生一代进行更为深入的个人潜力探索,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而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还不如思想服从、动作统一,行为标准化那么重要。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也参考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政策能够为当时落后的美国构建完整的中产阶级,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中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为了工业竟争,国家资本霸权,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它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它国家。到了二十世纪末提升学习效率,再加上智商评量系统,让这套体制更像是一部品管严谨的机器人装配流水线。

如今已是全球新经济体,认知多元化,机器代工劳力,人工智能代替运算力的时代,全球化发展已经不再需要盲从且纪律严明的人工,相反,这个时代对多元理解能力、沟通能力、美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要这些新精英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以带动人类文明继续往前迈进,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后现代的社会需求,恰恰相反,每位学生毕了业就像一个有证明文件的原厂零附件,等待被装上一个缺件的大机器,如果没有缺件或是机器还没发明,那就只能感叹毕业就是失业。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元文化让人们在智力、想像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普鲁士基因以外,东亚教育还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迎合固有认知上的八股科举,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

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科举传统混为一谈。古代君主体制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以单一考试做为跨越阶级壁垒的准绳。

如果要和科举比拟的话,现在的对应制度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但是科举用在高考上是个假象,错把上大学当成人生的所有的目标,进了大学门就像买到乐透,进入迪斯尼乐园的入场券,由你玩四年!

大学入学考试,目标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这样的人就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

此外,笔考是个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像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

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

在计算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时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的动量;同样的等式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抛物线的最佳路径,还可以用来协助艺术创作。然而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代数视为探索世界时简单方便且用途多样的工具,反而视其为极待跨越的障碍,所以很多考生考完一科恨一科!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择人材中的位置。

或许国内很多老一辈的社会中坚人士会说,「我们就是靠这套学习体系成为优秀人才,赚了大钱,所以我的小孩也要挤进这条路才有保障。」但是,别忘了,所有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都是有周期性的,那些自认为的成功人士只是刚好在产业的高峰期成长而已。

几经改良的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学习程度)的考分只是录取考虑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六次报考机会。人有失常,马有失蹄,机会是自己把握的,而不是制度控制的。

中国大陆及过去的台湾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高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高考一年一次。而且考生不能依兴趣选系,考上了玩四年,进了社会当个社会新鲜人,又重头再来学习专业技术,浪费了许多青春。

“大学”这个词是东亚文化产物,西方University这词是大千世界,也就是个能全知探索的学习环境,如果入学者无法独立自主的学习与探索兴趣,进了这些高等学习环境,也只是浪费生命,毕了业也只是个有学位无常识的人。

教育制度改変其实是取决于社会的认知及受教者的觉醒,与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考进了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地方,课堂打瞌睡,宿舍玩网游找乐趣,倒不如考虑另类的学习方式,及早进入真正的大千世界,在廿一世纪,去中心化的发展下,有个高人一等的成就感,早不在一纸文本,自我实践的能力才是重点。

文/王路易

相关资料: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